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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面临三大系统性风险-【新闻】木槿属

发布时间:2021-04-20 13:11:54 阅读: 来源:焊炬厂家

农村经济面临三大系统性风险

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农村经济领域潜伏着较大的财政风险、债务支付风险和金融风险,农村税费改革前,由于当时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乡村还可以通过税外收费,通过借债,通过寅收卯粮三条途径勉强维持。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今年已经有16个省市区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大多数转移和掩盖风险的措施都失灵,三种风险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一、财政风险 税费改革前,乡村就存在着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如2000年云南省全省乡镇赤字4.8亿元,隐性赤字为9.3亿元;青海省建立财政所的272个乡镇中,有131个出现赤字,2000年账面赤字总额达1072万元;吉林省有乡镇901个,乡镇财政机构901个。赤字乡镇186个,赤字金额1亿元;湖南省娄底、郴州、永州、衡阳和常德五市,每个市的乡镇赤字与债务至少在3.9亿元以上,最高达9.6亿元,95%以上的乡镇均存在赤字或债务。 农村税费改革使原本就已经存在的风险显现出来了。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教育集资、屠宰税等,乡村收入减幅较大,而支出又没有明显,乡镇可用财力更加捉襟见肘。如安徽省2000年全省乡镇可用财力46亿元,而同期乡镇供给人员约66万人,仅正常性工资性支出就需要49.5亿元。阜阳市改革前乡村收入就入不敷出,改革后更是难以为继,全市乡镇收入减少了32%,村级收入减少了78%,全市乡镇保四项基本工资缺口就达14528万元。陕西省在税改之后,县、乡、村三级收支缺口达15亿以上,在扣除中央核定对陕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实行******支节措施后,县乡村三级仍有1亿多元的收支缺口。 为了解决乡村财政支付危机,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2001年中央财政对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总额为100亿元,2002年为200亿。但是面对庞大的财政硬缺口,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也是杯水车薪。据常德市武陵区丹洲乡负责人介绍,国家转移连支付债务利息都不够,更谈不上用转移支付来保运转。村级财政状况更糟,如安徽省宣城区文昌镇为例,全镇10个行政村,2000年二税附加18.8万元,加上10万元的转移支付,平均每个村收入仅2.88万元,连维持村干部工资及日常经费都不够,更不用说履行其他的职能。 二、债务风险 乡镇债务本是财政赤字的结果,二者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和此消彼长的关系,实质上乡村的财政风险就是乡村债务支付风险,乡镇债务风险直接影响到财政风险。由于乡镇债务的数量远远大于帐面上的赤字数量,呈现出一定的独立特点和运行规律,因此笔者将其从财政风险中拿出来单独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村债务风险就已经相当严重(参见拙文《乡镇债务为何屡减屡增》)。据一项摸底调查可以管中窥豹。1999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年内对1998年底以前乡村两级自身的******债务、债权和担保形成的******债务进行一次彻底清查。 湖南省乡镇负债总额为85.4亿元。 浙江省乡镇政府负债36.4亿元。 安徽省乡镇债务总额为5.23亿元,其中,阜阳市乡级负责9.3亿元,平均每个乡520万元。据农业部已经离休的司长郭书田推算:中国乡镇将近5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余万元,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肯定要翻番。因为村级经济组织的债务大致与乡政府的债务旗鼓相当,有的地方村级债务还远远高于乡镇债务,二项合计大约是4000-5000亿元。这还是1999年的数据,目前的数字估计还要大。如果以4000亿乡村债务计算,债务总额是2000年农村各项税收收入的8.6倍,约占当年农业增加值的28%。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乡村两级不吃不喝,也要近9年才能清偿债务。据湖南省农办、省财政厅调查,该省1000多个乡镇中负债面积达88.2%,全省乡镇负债85.4亿元。负债乡镇中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已入不敷出,个别乡镇甚至在1999年就“吃”完了2003年的财政预算。为什么当时没有完全 暴露出来呢?主要是当时乡村还有能力转移和转嫁风险。农村税费改革乡村偿债能力进一步削弱,连保运转、保工资都困难,遑论还债。 在中国行政体制的链条上,县以下本来就是薄弱环节,拖欠工资、债务沉重、财力虚空屡见不鲜。一旦新的收入缺口增大,问题接踵而来。资料显示,现在全国1080个县发不出工资来,约有50%~60%的乡(镇)入不敷出,经济拮据,乡村两级负债比较普遍。许多乡镇,职工数月、甚至数年领不到工资,生活无法保障,干部工作没有积极性,人心思走。据《新闻周刊》报导,河南四通镇除了党委书记和镇长,其他所有干部都请假了。另外,乡村债务的债主络绎不绝的讨债,乡村根本无法工作。许多乡村负责人为了躲避债主,不能在办公室办公,不能白天办公。没钱干事,没人干事,干事了没钱。这就是目前乡村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普遍的带有危机性问题。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势必会产生连锁性的反映,导致农村基层政权面临整体性瘫痪的危机。 三、金融风险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收缩农村信贷业务,除了农业银行外尚有一定的业务外,其他三大商业银行均退出了农村金融领域。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家。这三家的情况在农村的情况都比较严重,面临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资产状况大面积恶化,“一逾二呆”比率远远高于其他国有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金融隐患大,波及程度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性银行,在资产构成、负债来源和机构设置方面都有重大缺陷。特别是粮棉油的政策性贷款,呆帐尤其严重。由于农副产品收购支出与广义货币供给(M2)的相关系数为0.96。所以,粮棉油收购部门每亏损100元,就有96元是银行的贷款,也就预示收购部门96%的亏损会形成呆账。目前农业发展银行的具体亏损数没有公布。但是我们可以从粮食部门的亏损情况倒推风险危险程度。1998年前粮食部门亏损总额大约为2400亿元。按照相关系数估计,农发行的呆帐达2304亿元。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这点呆帐并不多。但是关键就是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本身就不多,其运行资金主要依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据统计,1995年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中央银行取得贷款为3555亿元,而国家财政拨付的资本金只有154亿元,中央银行贷款是其资本金的23.08倍。国家财政拨给三家银行的资本金都只有154亿元,农业发展银行就更少了。这是呆帐,如果考虑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的亏损,问题将更加严重。所以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其实农业发展银行的风险说到底也是财政风险,因为农业发展银行是靠国家财政兜底运行,所有的亏损和呆帐最后都得由中央财政承担。 农村信用社危机四伏。最突出的问题也在于不良贷款率普遍居高不下。据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02年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1867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595亿元,存贷比已经超过了70%。农村信用社本身亏损包袱达到2000亿元,4000亿元不良资产比例也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000年末,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信用社属五类社。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时,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相比,全国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规模均居第2位,5年后的今天,其排位已降至第4位。成都信用联社成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不良贷款率就已经高达60%。浙江省有1000多家农村基金会,不良贷款达到60%,农信社“接手”后,到现在为止,还有14亿元没有收回,实际上至少有7~8亿元已经成为“死账”。据调查,河南省绝大部分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占比超过了50%,一些传统农区的信用社不良贷款占比甚至超过90%。在不少地方,不良贷款占比较高的农信社正在成为引发地区性金融挤兑风波的导火索。其次资本金不足。就是1998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实收资本为658亿元,平均每家信用社为158万元,平均资本充足率约为1.8%,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最低标准。更为严重的是, 我国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的股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本,而是变相存款,农村信用社不仅要对存款支付股息,股本还可以支取;再把坏帐在股本中冲销后,实际资本充足率很可能是负值。 这意味着农村信用社没有任何净资产,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另外存在挤兑风险。不少农村信用社违规操作,以高息吸引存户,但是管理混乱、亏损严重、贪污频频而导致挤提,成为地方的“金融炸弹”。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农村金融这一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领域里面也存在着大量的金融风险。 农村财政风险、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都与财政问题直接或者间接相关,所以三大风险的实质是财政风险。由于三大风险与国民经济的整体风险相比还比较小,现在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没有将三者综合起来分析,只是孤立的看待某一类风险,如乡村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待,等等,这就更加加剧了农村风险的严重性。蚁穴虽小,却能溃千里大堤。三个风险虽然数量并不大,但是涉及的面广,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极大,一旦失控就有可能会波及漫延,诱发整体性的经济危机,对国民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 中国农业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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