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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保障环境公益诉权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8 18:44:36 阅读: 来源:焊炬厂家

最大限度保障环境公益诉权

在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方面,贵州法院走在全国前面。

2007年贵阳中院率先成立全国首家环保法庭以来,贵州法院先后审结了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共计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4件,占2007年以来全国环境公益诉讼的50%以上,案件量居全国之首。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唐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贵州在环境公益诉讼推进中领先一步,与其在环境司法中坚持能动司法的理念分不开。“司法中立性要求法官们谨慎地运用司法权力,应通过自觉退回到法律内裁判。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司法能动不是要求法院和法官创造法律,而是要在尊重现行立法的前提下,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对具体个案的处理,渐进、缓和地实现能动司法的目标。”他说。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在新《民事诉讼法》出台前受到较多的限制,唐林说,贵州高院对“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不违背明年实施的新《环保法》的本意的基础上做出广义的理解,最大限度地保障环境公益诉权。

放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21世纪》:作为全国最早探索环境审判机构的先行者,贵州在环境审判机构建设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唐林:今年4月24日,贵州省高院生态环保庭挂牌成立,负责指导和规范全省环境审判工作。根据我省生态环境建设布局和规律,我们将全省法院划定为4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板块,为此在全省9个市级行政区域中选择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州、黔西南州4个中院中设立生态环保审判庭,在全省88个县级行政区域中选择清镇市、仁怀市、遵义县、福泉市、普安县5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生态环保人民法庭,集中统一开展环境民事、行政案件的管辖,形成了覆盖全省法院的“145”生态环保案件集中审判格局。

其中,我们按照司法管辖与行政管辖适度分离的原则,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专业性,将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划为一个板块,指定由清镇市法院集中管辖;将毕节市和遵义市(威宁自治县除外)划为一个板块,指定由仁怀市法院和遵义县法院分别管辖赤水河流域、乌江流域;将黔东南州、黔南州为一个板块,指定由福泉市法院集中管辖;将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含威宁自治县)划为一个板块,指定由普安县法院集中管辖。这种模式彻底打破了行政地域管辖的束缚,为开展环境司法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基础。

《21世纪》: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在新《民事诉讼法》出台前受到较多的限制,贵州法院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唐林:我们积极探索环境公益诉讼,不断地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度。在新《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贵阳市中院和清镇市法院在其2010年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环境公益诉讼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根据立法精神勇于创新,逐步确立了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关联性审查”原则,力求放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关联性”在于,其是否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环保组织的“关联性”在于,其是否在贵州开张了相关业务;志愿者个人是否具有“关联性”在于,其是否在“环保志愿者行动”中认领了对被污染水域的监督职责。

依据上述“关联性”进行审查的做法,既有效防止了公益诉权滥用问题,也有效激发了有关环保组织参加或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公众环境维权意识和环境维权能力建设呈现出加快提升的态势。截至2014年5月,贵阳中院环保法庭审理了17件公益诉讼案件,原告主体既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有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个人。

在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们对“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不违背明年实施的新《环保法》的本意的基础上做出广义的理解,最大限度地保障环境公益诉权。

五项措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保障机制

《21世纪》:目前关于环境公益诉讼,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其具体的运作机制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贵州的法院做了哪些探索?

唐林:在总结过去七年环保审判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今年下发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创新环境保护审判机制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的意见》,并推出了关于“生态保护案件集中管辖”、“环境专家人民陪审员”、“环境专家证人意见”三个制度的具体规定,并积极调研,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实施意见,初步构建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审判保障机制。

首先,我们建立了诉前保护机制。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同时须提供基础证据和相应担保。诉前禁令下达后立即生效,相关行政机关应对违法行为及时查处并将处罚结果函告生态环保审判庭。被申请人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第三人就禁令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影响禁令效力。

其次,我们明确了案件相关费用承担机制。生态环保审判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免缴或缓缴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诉讼费用。若被告败诉,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由被告负担。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依法可以申请证据保全、行为保全、先予执行等措施。生态环保审判庭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定并免收相关费用。确需通过取证、检测、鉴定、评估等方法以查明案件事实,如原告存在资金困难的,可以提出资金申请,由生态环保审判庭协调生态保护专项资金提供必要的资金帮助。

再者,我们细化了责任承担方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责任。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可以请求有关行政机关履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管理职责。污染损害确立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责任原则,对于合法排污行为,对实际损失施行补偿性赔偿,对非法排污行为施以惩罚性赔偿以提高违法成本,引导其通过利益平衡选择守法,对赔偿范围和损害赔偿难以确认的,通过采信专家证言来解决。

第四,我们建立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和执行回访机制。针对修复专业性强、难度大的污染行为,引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由有相关资质和技术的个人或者企业代替修复被污染的区域,产生的费用由被告负担。建立以实地回访为主要形式的执行回访机制,这些方法包括承办人直接回访、邀请相关人员参加座谈会,制作回访评估表,便于案件效果和环保效果的调查研究,确保执行内容得到落实,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

此外,我们强化了公众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参与度。包括积极引入专家人民陪审员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引导群众旁听案件审理;通过公开审理流程、公开开庭、案发地巡回开庭、公开宣判等方式,提高环境公益诉讼公信度。

建议研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21世纪》:在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中,你们遇到了哪些实际的困难?对此你有哪些政策建议?

唐林:首先是法律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过窄。新《民事诉讼法》确定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仅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将绝大多数环境公益组织和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大门之外,导致我省积累的公益诉讼经验不能应用于审判实践,这也与国家倡导的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通过司法程序参与生态文明保护和建设的趋势不符。同时,我省七年来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践表明,放宽原告范围,环境公益诉讼在贵州发展良好的同时,并没有发生公益诉权滥用的问题。

其次是有关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足。我国的环境立法基本是“管理法”,为环境司法提供的资源比较有限。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迄今为止发布的3400多条司法解释中,与环境案件审判有关的司法解释仅有不到20条,且主要针对环境刑事案件,有关环境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数量极少。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尽快研究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同时,环境公益诉讼还面临举证难和鉴定难的问题。环境侵权及其危害结果往往呈现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复杂技术壁垒往往使得取证因时过境迁而陷入困境。建议用法律形式明确当事人向当地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的责任鉴定请求权,包括对加害人有关的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及其可能的危害后果的鉴定。考虑到我国还没有一家经司法部授权的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导致了鉴定无门、诉讼难以进行,建议尽快开展有关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注册,明确环境污染鉴定评估机构接收委托并提供鉴定报告的法定义务。

第四,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风险极大。根据环境侵权损害责任的分配,被告应对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鉴定申请,但因污染事件时过境迁或者污染物可能已经挥发、漂移,鉴定机构做出的结论往往对被告有利。原告败诉承担高额诉讼费及鉴定费的风险极大,导致环境公益诉讼门槛较高。这一问题需要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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